林定泗：关于东山关帝文化
关于东山关帝文化
大家知道，我们东山县已经组织了26届关帝文化节，可是对于什么是关帝文化，什么是东山关帝文化，东山关帝文化的作用是什么，恐怕知道的并不太多。
本人想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关帝文化。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人予以定义。本人以为，所谓关帝文化，是否可以这么定义：即关帝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在人民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精神气质及其对社会精神生活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其次，要了解什么是东山关帝文化。这个问题，同样尚未有人予以定义。本人认为，所谓东山关帝文化，是在体现关帝文化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是关帝文化由中国大陆向台湾澎湖，乃至海外播衍的桥梁，是凝聚海峡两岸民众亲缘关系的传统文化，也是新时代两岸关系的和平使者。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居于以下五个理由。
第一，东山关帝完成了从军营战神走向民间保护神的历史进程。早在公元960年，南唐政权政就在东山岛上设了4个军铺，它们是东坑、樟塘、磁窑和后林。每个军铺驻军60人。史料记载，在军铺中，为激励官兵勇敢杀敌，在其中立关王塑像。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为巩固中国东南海疆，命江厦侯周德兴到福建，筑城以加强对这一带的防卫。其配套的工程有关王祠，在庙中刻关王像让官兵祭祀，以英雄神的形象保护官兵。但建城之初，守城官兵为漳州府兵，这些人由于想家，常“不着伍”借故返家会亲，导致防务松弛。为此，洪武二十七年，明廷改变守城官兵对象，即让千里之外的兴化府兵南下戍边；为使守城官兵安心戍边，同时也允许其家属随同前往。此后军营里的官兵，把本祀奉于军营中的关王神像，分灵到各自家中，以保佑他们能平安归家兵建功立业。从此，关帝的作用从军营中的战神向民间的保护神延伸，极大地拓展了关帝文化的播衍空间，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东山关帝责无旁贷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第二，东山是中国大陆“赤色关帝文化”向海外播衍“蓝色关帝文化”的发祥地。不管是解州关帝庙、当阳关帝庙和洛阳的关林，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关帝庙，其播衍共同点，都是在黄色土地上由北而南，由内地而海疆。由于东山与台湾在地缘上的特殊地位，从东山到澎湖只有147海里，历史上两地的水上联系十分频繁，大陆黄色关帝文化的东播，就通过东山岛，经台湾海峡这一蓝色大海播衍到台湾，再由台湾渡海到东南亚直至世界各地，由此，鄙人称之为蓝色关帝文化。请看这样的史实——
早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5年），铜山水寨信仰关王的“游兵”，就乘战船出巡澎湖、台湾，保护着海峡两岸的稳定。与此同时，大海商林道乾屡次率领船队进入铜山，乞请铜山关帝庙神灵庇护，将其香火分灵到台湾后，又渡海远涉重洋至印尼泗水立关王庙。
万历年间（1576—1620年），一位信仰关帝的陈姓泉州海商之船停泊铜山港，又将关帝分灵至澎湖台湾建庙奉祀，后来，其子孙又迁徙到台湾凤山（今高雄），于赤山里组织工匠修建关帝庙，取名“文衡殿”；
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你那），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其军队把铜山关帝香火，分灵到台湾各地，例如台南“香洋仔”的关帝庙山西宫就是其中之一。
清康熙三年（1664年），朱元璋第八代孙、隆武时代的宁靖王朱术桂从厦门退驻铜山，之后又渡海入台，也将铜山关帝分灵到台南，建台南关帝庙（后称祀典武庙）；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军攻打台湾，也把关帝神像带上澎湖建红毛城关帝庙并播衍于台湾各地。有人估计，在台湾众多关帝庙中，有近一半是直接或间接从东山关帝庙分灵而建的，可见其播衍范围之广，影响之大。由此说，东山是赤色关帝文化向蓝色关帝文化播衍的发祥地，使以关帝文化为载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播衍海外，誉满全球。
第三，在东山，关帝从社稷“武圣”到走进民众内心的“帝祖”，并以其精神作为后裔子孙的处世准则。史料记载，清廷原本把坚持反清复明的铜山人民视为敌人、贱民，不允许其加入大清正籍。后经清康熙进士、宗人府丞、乡贤唐朝彝斡旋，加之清廷也认识到长期与民为敌，不利于边防的巩固，也由于漳浦知县陈汝咸在全国首创让无籍民众入籍，以增加税收等故，最后在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即304年前，终于让东山人民以关帝后裔“关永茂”为户主入籍。自此，东山人民视关帝为自己的祖宗，敬称其为“帝祖”，而关帝“忠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遂成为东山人民考量自己和他人的行为道德之准则，这种状况三百多年来无一日例外。中外专家为之感动，关公文化著名学者胡小伟到东山，见到东山民众“家家户户中堂悬挂关公的景象”之后，称“叹为仅见”。上世纪90年代初，鄙人撰写《东山海关志》到厦门海关档案室查阅历史资料，看到一份英国海关官员撰写的报告，文中高度赞扬他所见到的东山，民风极为淳朴，邻里相敬如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他所考察过的地区所没见过的。这位官员不理解，为何在这僻远之地会有什么好的民风。其实这正是600年关帝文化即仁义礼智信陶冶的结果。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见到东山人对关公如此的崇敬，深感“礼失，求诸野”的深远魅力。
在东山关帝庙有明武英殿大学士、乡贤黄道周的楹联，上联是“数定三分扶炎汉削吴吞魏辛苦备尝未了平生事业”，下联是“志存一统佐熙明伏虎降魔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从这楹联中，我们看到乡贤黄道周对关公扶“炎汉”伏虎降魔英雄气概的景仰；为大明王朝志存一统、伏虎降魔的忠心。庙中还有明万历进士、乡贤文三俊的对联，上联是“发大圣贤正气”，下联是“醒愚夫妇真心”。从中可见东山人为国讲浩然正气，为人掏真心讲诚信乃处世之根本。庙中还有一石碑，碑文为清乡贤唐朝彝撰写，文中以委婉恳切之辞，规劝当地驻军首领要“树德于人”，“不役民”，“知百姓之困”，方能使“民怀其惠”利国利民。这也寄托唐朝彝对当地新统治者，要以关帝仁义道德礼智信为准则取信于民的希冀。
数百年的东山关帝文化的陶冶，使东山产生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在社稷危难存亡之秋，挺身捍卫，死而后已。乡人黄道周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率军抗清并为之殉国；明万历进士、甘肃巡抚林日瑞，天启进士、七省军务、乡贤陈瑸，天启进士、四川巡抚、乡贤陈士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都以关帝为楷模，为国献身。可以说，东山关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精忠报国，诚信待人礼仪之邦的典范。
第四，东山关帝的浩然正气，历代以来激励着东山军民，战胜外敌入侵，成为中华民族抗御侵略的一面旗帜。
由于东山岛地域上极为重要的作用，历代以来，国外侵华势力都视东山为必须占领的军事重镇。同时，在关帝浩然正气精神激励下的军民，在反侵略战争中涌现了繁星般的英雄。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 ），张万纪率领铜山水寨水军与沈有容率领下的浯屿水寨水军，组成联合舰队赴台打击倭寇，并获大胜。福建南路参将施德政在铜山水寨举行盛大庆祝会，施参将激情满怀写下《横海歌》记叙了这个盛举。崇祯五年（1632年）、七年，乡贤陈焯、陈士奇父子率领铜山人民以“扭攻车”、“暗鼎阵”智勇双全杀倭寇。明末清初，郑成功的军队以铜山为反清复明主要基地，坚持抗战长达36年。铜山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个被清军占领的地区，占领者对铜山人民由畏而仇。
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光绪二十年的210年间，从东山到台湾尤其是澎湖戍守的铜山水寨班兵，以3年为一期更换换了70轮，如果以每次轮换人数为150人计，这200余年间，大约在1万人以上。这些人中，有的因此到世代定居澎湖，2013年鄙人到澎湖时，有人告知：在澎湖，大约有三分之一居民的祖籍就是东山。这些班兵，也成为弘扬关帝文化的主力军。鄙人曾瞻仰澎湖红毛城武圣庙，单听他们称关帝为“圣帝祖”（台湾中部以下的人们，都如此称呼关帝），便知这座古庙肯定是从东山关帝庙分灵的，因为天底下只有东山人把关帝称为帝祖。再之，史料记载，澎湖的关帝庙，历代以来就是铜山班兵相互间的联络处。正是这些班兵，以其浩然正气抵御了外敌的入侵。
明清时代的铜山军民，为抵抗外敌入侵，不惜牺牲生命，在现代也是如此。抗战时期，东山军民以关帝的浩然正气，三次抗击入侵的日本侵略者，587位军民为此而英勇捐躯。在8年抗战期间，8万东山人民同仇敌忾，没有一人投敌，却有900多人因此死难。在“帝祖”精神影响下东山军民所彰显的丹心，永照汗青。
明遗臣辜朝荐说：“铜为忠义文献（讲礼仪）之区，孤城抗战，我国家三百年深仁厚泽之报，仅得于铜。”辜朝荐对东山人民在关帝文化陶冶下为国献身精神高度赞扬，是关帝文化忠义精神的最好写照，也激励着全国人民英勇无畏抵御外敌入侵。
最后，东山关帝文化是当今时代的和平使者，为两岸的和平大业做出卓越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各地如高雄文衡殿、台中圣寿宫、台南山西宫、宜兰礁溪协天庙、澎湖红毛城武圣庙等台湾宗教界善男信女等上千个宗教团体并信男信女前来东山关帝庙追源谒祖，挂香朝圣；以及台湾各界人士、文化团体等多次派员前来参加各届关帝文化节庆典。1995年以来，东山关帝作为和平使者，多次出巡台湾，所到之处“迎圣”盛况空前；之后，东山关帝庙贤达及各届人士，也多次组团到台湾参加文化交流；从1992年开始，东山每年都举行海峡两岸关帝文化节，各地政要、两岸同胞乃至世界各地关帝信众，齐聚于关帝庙前，共庆圣诞，同祈和平。这种盛况，在全国各地可谓绝无仅有。东山关帝文化对海峡两岸和平大业所起的作用，人所共知。
由于东山关帝文化在历史上的特殊贡献，东山关帝庙成为全国四大关庙；1996年，东山关帝庙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凭借东山关帝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必将为历史的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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